问题：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虚荣心作怪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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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2006-05-24 14:24:36 编辑加入/取消收藏订制/取消短消息举报该贴

《大学周刊》：对于高校的合并您和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太一样。

贺卫方：一个人对社会、对知识、对政治、对经济，要具有一种批判精神，往往来自于多学科知识的滋养。我们把律师、医师叫做“profession”，这意味着一种更高层次的、对人类命运和人类古老知识传统的理解和把握，对整个社会加以改善的努力。他要传承这种东西，就要对社会有一种更广泛的关注，更宽阔的视野。在知识分工的意义上，有人搞法学、经济学、伦理学。但是，综合性大学不应把这样狭窄的领域视为世界的全部。我们要从各种各样学科的角度解释我们关注的领域，一定要有一种批判的意识和精神。

所以，我认为大学的合是好事。像北京医科大学又回到北京大学的怀抱，我们可以和医学院的同行进行交流。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，比如盲目求大，造航母式的大学，追求统计数据上打造一个最强大的学校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提到大学教育中的专与博，请具体谈谈。

贺卫方：一个学者的培养和成长过程，是一个由约到博、由博再逐渐地返约的一个过程。这是古人讲的，很能体现教育学的一个基本道理。开始一个人没有多少知识，要广泛地涉猎，读高中、读大学。在大学阶段人还是应该追求宽、博，而不是约。现在大学教育过分地追求一种专业性，其实它应该至少在头一年，文理兼修。这是培养人文精神、批判精神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所以，我一直倡议北大应该率先改革，在入学的时候只是考北京大学，不要分专业，学习一年以后，再去选择自己的专业。不过，这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是一个学校可以改变得了的。

而研究生这个阶段，主要还是为了培养学术人，将来在大学当教师，在研究机构当研究人员。学习者就要慢慢地开始缩小领域，研究生入学考试应该考察考生在特定领域中的积累，至少要有这种爱好，比如我招法律史专业的硕士生，考生至少要有一种对法律史的热爱，对历史本身的热爱。我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标准，来观察、测试他在这个领域的积累和爱好，这才能真正选择我喜欢的一个可塑之材，加以培养。

到博士阶段，就更需要专业，其实所谓的博士恰好是窄士、专士，关注比较窄的领域。好的博士，在他的研究中，能显示出他更年轻时候、更宽广的积累，并利用这种积累来深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专门研究。因此，博士培养一定要专，一定要有足够的专业化，这才能够使我们对世界、对知识的认识得到深化，而不是停留在某种大路化的、宽泛的培养模式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您和美国的薛涌先生，曾就此问题有所争论。

贺卫方：薛涌先生说我太过追求一种很窄的一个方面的考察，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我的最窄的方面恰好能够容纳一个最宽的知识纬度。一门专业课卷子，比如专门考法律史，反而能够显示出这个人在狭窄的法律学科之外的积累，像对希腊历史、对罗马历史的理解，对托马斯·阿奎那的理解。但现在的入学考试制度，像北大法学院法学硕士入学考试，两张综合卷涵盖十三门核心课，似乎很宽，但实际是窄了，因为它仅限于法学，而对于历史、文化等更广泛的知识领域则无暇顾及。由于课程太多，学生们对着教科书不断背诵，背得好的就能够考上，背得不好的就考不上。我自己过去的经历告诉我，靠背功是不行的。如果按照现在的考试模式，我估计我也考不上法学的研究生。

法学教育缺乏统一模式

《大学周刊》：在您和薛涌先生的论战中，争锋比较多的就是法学教育的问题，他提出法学专业不要招本科生。您对法学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怎么看？

贺卫方：中国法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在于，我们没有一个法学教育的主导模式。对于这个国家将来要做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的人，他们应该受到一个统一模式的教育、统一的训练，而不是过分的多样化。而我们现在什么都有，高到博士后，低到职业高中，都在学法律，中间还有大专、专升本。硕士生里有法律硕士，有法学硕士……不学法律的人可能都给搞懵了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本身需要独立性和统一性，而这要求当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的人，每个人应该分享同样一套知识、分享同样一套法律制度，接受同样一套教育，仿佛是把一个法律大辞典镶嵌在头脑之中，把他们的头脑格式化。全国各地出身不同大学的那些法官，对这些概念有一个统一平衡的理解，对同样的案件就能够做出同样的处理。如果违反了这种知识，他会感到非常难受，会被同行揭露。只有这样，他们做出的判决书、做出的裁量才会有一致性、共同性和确定性。

而现在，司法决策没有可预期性，你不知道法官会怎么样判决案件。打官司之前要是不送礼、不请客，那简直是提心吊胆的。这当然跟腐败也有关系，但我觉得跟法律教育的不统一，根本没有一个主导模式也有关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也就是说，问题不在于招不招本科生，而是法律教育的模式问题？

贺卫方：是的。我们没有一种统一的、平衡的、走到哪个法学院都差不多的一个教育模式。在美国，所有的律师、法官们几乎都是本科后进入法学院，读个JD(法律博士)，再去做律师，多年律师或检察官之后再做法官。德国、法国、英国也都是很平衡的。

现在国内的大学法律教育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，全国有五百所以上的法律教育机构、法律院系。像林业大学、农业大学、航空航天大学……什么地方都有法律系或法学院，三五个教师就可以招生，没有任何控制。法律硕士已经设立十年，可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培养，可法学硕士还在扩招。

正所谓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，我们现在的法律教育已经处在一个高度危机的状态，马上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。一方面，由于教育体制本身的混乱，培养出来的人可能会败坏法治本身的声誉；另一方面，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除了教育模式，大学法律教育还存在什么问题？

贺卫方：我们的传统是，本科非常重要，招少量的研究生是为了将来培养学术人才的。许多人高中毕业读四年法律，本科毕业就去做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。而美国的法律教育模式，学生年龄比较大，毕业平均是二十七八岁，再上法学院；很多人都经历过婚姻，所以对婚姻法的理解不会太幼稚；对国家、对政治、对社会、对经济，都带有一定的认识，很多人有经济学博士背景、人类学博士背景，大学法学院的课堂也成为多种知识交流的地方，推动了法学知识和法学理论的发展。

我们的学生年龄比较小，本科生都是十八九岁，没有多少人生历练，而且，本科四年还存在着教育方面知识的冲突——如何既成为一个专业人士，同时又成为一个博雅之士、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。一个人精神气质上的改变，是潜移默化的过程，这两者有所冲突。

还有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课程，根本就是干巴巴的教条，占的比例很大，整天挤压我们本来应该用于美好的东西、专业化的东西的时间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需要做什么来改变这种状态？

贺卫方：我还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整合的机制。但是，现在很无奈的是我们的大学自治问题。从西方大学教育的发展来说，自治会在同行之间形成一种各个大学联合起来的共同体，像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联谊会，还有美国法律家协会，这对整合法律教育的模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所以，越自治，就会越整合，越不自治越各行其是。我们现在，一方面大学不独立，另外一方面，各个大学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中国的法治进程与法学教育有什么关系？

贺卫方：一个国家的法制发展一定会影响法律教育和法律学术研究。我自己觉得不大能够想象，在一个还没有走向法治的国家里，能够有一流的法律教育。法律教育和法律的职业是互动的，跟这个国家整个教育管理模式是互动的。

至今我们还不能说中国是一个“法治”国家，它基本上是一个“人治”国家。法律制度在不到三十年的发展时间里，比较大的一个成绩，也许就是让大家确立了这个社会必须要走法治之路这种观念。在现有制度下，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学术本身、教育本身，包括法律本身的独立性。但是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法律制度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一个组织会崩盘，所以还是有些因素在推动这个国家法治的发展。而法治的发展与法律教育、法律学术研究，会存在着一个互动的正相关的关系。法治的发展会要求法律教育的发展，法律教育做得好，法制也会变得很好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与此相关的，我国目前法律方面的学术研究存在什么问题？

贺卫方：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，在我们这样一个模式，或者说欧洲大陆法学模式下，法学研究对于国家的立法、司法制度都有很大的制约作用，甚至可以说，它本身也是立法、司法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而我们国家现在还感觉不到有一种主流的东西，基本上还是“张说”、“李说”、“王说”……大家各说各话。

法学研究的学术制度上也有问题，如大家要定期出成果，每年要发表两篇核心期刊的论文，当然这要求不算太高，但你每年都得写。有的学校要求更多，要求硕士、博士出成果，我们现在很多学术上的失范行为就与此有关。再想想现在学术论文的质量。我们是世界大国，学术期刊的数量也是世界大国，但是真正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动学术发展的文章很少。

人情练达皆文章

《大学周刊》：作为一名知名学者，您一直很关注社会，中国传统看法，好像做学问就应该在书斋里头，不是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。

贺卫方：人情练达皆文章，也是中国的传统。从孔子以来，中国的传统一定是讲求身体力行。不仅仅是所谓的在书斋里做学问，写出的东西人都看不懂。思辨本身就是一种学问。我觉得思辨之学和践行之学都是十分重要的。

近代以来，我们一直面临着西方学术一种巨大的压迫，以至于经常会失语，不知道如何表达。尤其法律中间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来自西方，我们说的是用中文翻译的西方话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不少人会走向一种艰涩的道路，对年轻的人也形成一种误导。

另外，作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大学教师这种职业本身，一是存在着一种对体系化的理论的建构的努力，另外一方面又会追求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老师最得意的就是，在学生面前把教科书撕得粉碎，说“里面一个字都没有用”，完全的破坏。所以，建构和破坏之间，也会导致学者把握不好。

我自己有一个重要的标准，这种标准评价的不是量，而是品质，是否真正具有新的见解，超越了前人，对相关的学科的发展有所推动，对社会变革有所推动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并不在意有些网友的评论，所谓的“学术上没有什么深度”，把表达得通俗看作思想的肤浅是不对的。

《大学周刊》：在现有环境下，大学教授应如何做才能保持自身角色的平衡？

贺卫方：这个问题其实正是我整天在思考的，不大容易做到。在中国这样一个整体的环境下，想完全离开政治是不大可能的。有些人认为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学术是不可能有什么生命力的，这其实错了。与政治保持距离不是说对政治不表示关注，而是你不能跟政客们说话一样，你要保持学术话语的纯粹性，不要变成一种很极端化的、政治化的表达。你会非常审慎地去处理各种各样的资料，你会注意不要把某些领导人的话当做不需要去论证的不刊之论。这样的研究更加理性，更加纯粹，也意味着它本身具有建设性，是讲道理的。可怕的就是喊口号，即使你的口号是我赞成的，但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学者的论证的话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

总之，一定要有独立性。独立性丧失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在中国这样一种环境下，我们本身要追求一种纯粹性，同时也要向比我们晚一点点的后辈起到一个示范作用，让他们看得到你是一个推动法治的人，最重要的你还是一个学者。

回复人：沧海一声笑,★★★ (为国家富强奋斗，为人民疾苦呐喊！) 时间：2006-05-24 20:54:02 编辑	1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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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人：flychem,★ () 时间：2007-10-08 13:46:21 编辑	2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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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人：wxjbuilder,▲▲ (Way to innovation! KINETICS/MECHANISM=FACT/FACTION) 时间：2007-12-01 11:32:49 编辑	3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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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人：flychem,★ () 时间：2007-12-06 18:57:53 编辑	4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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